9月23日，2022年来宾市兴宾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村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在良塘镇王瓜村委定甲村举办。活动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氛围，全面展示兴宾区民俗活动的独特魅力，助推兴宾区文化、旅游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活动现场锣鼓喧天，醒狮、锣鼓、舞蹈、唱歌等轮番上演，热闹非凡。“庆丰收·迎盛会”农民趣味活动摘豆角比赛、绑豆角比赛、“美甜”杯豆王争霸赛同时进行，种植户踊跃参与活动，让在场的观众看得不亦乐乎。兴宾区以新的庆祝形式突出地方民俗特色，积极展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带动全社会共同感受农耕文明的魅力。 　　据了解，兴宾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围绕“粮食稳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今年以来，兴宾区“三农”工作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上半年实现农业总产值30.39亿元，同比增长6.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66元，同比增长6.9%。 　　近年来，兴宾区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全面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落实一系列的优农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形成了粮食、甘蔗、蔬菜、水果、畜牧、水产6大产业，是全国最大的县（区）级糖料蔗基地、国家千亿斤粮食生产基地县、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县、来宾市重点“南菜北调”基地县、广西生猪调出第一大县。2020年，兴宾区现代农业再添“国字号”“省字号”招牌，成为广西首批通过“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认定的县（区）和全市首个通过“自治区级农产品加工聚集区”认定的县（区）。 　　目前，兴宾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83.89万亩，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41.1万亩，划定糖料蔗生产保护区面积为142.7万亩。农业机械总动力达96.5万千瓦，各类拖拉机拥有量达4.1万台。作为自治区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兴宾区建成规模性地头冷库12座，总容量7800立方米，现有规模性冷链物流企业3家，总容量1.1万立方米。建成大型农产品保鲜仓库2家，仓储总容量约35万吨，新建规模性选果物流场17家，总占地面积2.95万平方米。 　　下一步，兴宾区将在粮食安全生产稳定的基础上，让群众把土地流转出来，大规模使用现代化种植技术，让群众增产增收。

从世界经验看，农业农村现代化通常会表现出“同步性、异步性、专业化、可达性、一体化”等标志性特征，但各个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却不尽一致。对比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发现不同国家在各自的约束条件、制度环境乃至历史机缘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还进一步反映出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相对性关系、城市化中后期的城乡人口波动与逆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后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特征化事实。开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必须处理好农业农村现代化“交叠界面”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即解决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差速问题”，构建更为完整的乡村建设行动约束框架，稳步推进乡村空间秩序与治理秩序重构，并为农政体制改革选取适当的参照标准。 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庄严向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从全球范围看，现代化是工业化、城市化升级迭代并不断从原生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的过程。后发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现代化进程的“最后一步”，又面临着特定发展问题的叠加和约束，从而带有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含义”。探寻和总结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首先要对世界进程有所把握，同时再叠加考虑不同政治经济约束条件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农业农村现代化涉及的论题宽泛，要在有限篇幅内进行深入讨论，一个可行思路是把研究边界限定在从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到农村现代化开始启动的“交叠界面”，重点研究不同国家在这一阶段的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和路径选择等关键特征。本文主旨是总结主要发达国家在“交叠界面”上协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经验，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征化事实和中国式道路进行讨论。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若干基础性认识 1、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门阶条件 农业现代化一般出现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后会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从世界经验看，这一过程中若干经济社会指标会因量变积累逐步产生质变，当相关指标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已经处于门阶之上（见表1）。目前，中国部分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门阶水平，但个别指标尚有较大差距。 2、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志特征 农业农村现代化越过门阶水平或者基本实现之后，除了上述经济社会指标的变化，通常还会呈现出以下标志性特征： （1）同步性。同步性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同步上升，农业增加值绝对水平上升而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同步下降，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乡村人口比重同步下降的趋势。 （2）异步性。异步性是指在现代化早期，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比农业就业份额下降得快，现代化进程中后者下降速度加快，两个指标逐步趋近的现象。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都表现出类似特征，目前这两个指标的差值一般都在1个百分点以内。 （3）专业化。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农业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既包括了产业链分工的细化，也包括了区域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作为经济分工的扩散效应，社会治理、公共政策的专业化水平也会不断提升，最终表现为乡村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相对分离。 （4）可达性。现代化起步阶段，主要是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现代化中后期，衡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是乡村公共服务的可达性。高等级设施和服务或许布局在城市，但乡村居民可以通过便捷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分享，城乡居民享受的服务无显著差异。 （5）一体化。如果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经济社会全局来考虑，则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首要标志是城乡各类要素的边际福利产出基本一致，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和非制度壁垒基本消除，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走向成熟。此外，还包括城乡在产权制度、公共机构、治理体制等方面的一致性，这实际是现代化在城乡趋同的结果。 3、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参照标准 国际比较研究中往往涉及参照系选择，也就是对标哪个国家、哪个阶段的问题。一个通行的做法是根据人均GDP水平、人均收入等指标来确定对标的发展阶段。 202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很多人提出可以直接对标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按当年价格计算约为1980～1985年前后）农业农村政策的调整策略，这其实存在不少认识误区。首先，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的10000美元所反映的购买力、财富水平、发展潜力是全然不同的。其次，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绝对水平的差异，人均GDP等指标只对宏观进程和逻辑序列的判断有帮助，但无法支撑具体的政策方案。再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门阶条件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指标的集合，要充分考虑不同指标之间的同步性和异步性关系，不能用单个指标或少量指标的情况来映射总体。 研究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推进的经验规律，关键是定位于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的“交叠界面”。从发展演进的定性特征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交叠大体发生在1950～1990年之间，其中1970年是以农业现代化为中心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的关键时点。因此，就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范畴而言，1970年前后发达国家的政策经验对当前中国更具有参照价值。 二、农业农村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历史考察 本文选取美国（最主要的发达国家）、欧洲（现代化的起源地）、日本（地缘和社会特征与中国最为接近）等国家和地区，对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间序列和逻辑进程进行梳理，以期找到其中的共性和差异。 1、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 （1）第一阶段（1945～1970年）：反贫困与农村现代化的序曲 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关注农村居民生活问题，这一努力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9年撰写的《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不过，一直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政策的重点仍然在农场管理方面。1944年，美国农业部官员莫尔斯提出了“农村社区发展”问题，他提醒人们，机械化所带来的农业用工的大幅减少将给农村社区带来震荡，未来要把农业技术变革与农村社区发展联系起来。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届政府都把反贫困作为核心政策主张，1964年《经济机会法案》颁布，倡导帮助低收入者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和改善健康。在这一框架下，美国于1960年代启动了一批农村发展试点计划，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农场贷款、改善就业、修缮住房等。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美国在农场生产之外开始意识到农村发展问题，并在联邦和州层面进行了诸多尝试。 （2）第二阶段（1970～1990年）：基建扩张与农业农村发展协调推进 1970年代美国农村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与前几任政府关注贫困问题不同，尼克松/福特政府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城乡关系。1970年农业法案强调应注意“美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良好平衡”。这一阶段是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取得了以下成果：①形成了农村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农村发展法案》（1972年）、《农村发展政策法案》（1980年）、《食品、农业、保护和贸易法案》（1990年）等。②农村基础设施大幅改善。1980年，美国绝大部分农村社区的道路、住房、通讯、卫生条件都已实现了高质量改善。以电力为例，1933年时，只有10%的美国农场通电；1941年，比例达到35%；到1979年时，99%的农场可以享受与城市无差别的电力服务。③农业和农村人口比重大幅降低。1945年，美国农业人口比重为17%，1984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3%，同期农村人口降低到26%左右。总体来看，1970年美国开始步入农业农村现代化门槛，1980年前后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联邦政府开始致力于推动多方参与来提升农村社区发展能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960～1990年美国农村发展机构经历了大小10余次变动才逐步稳定下来（见表2），也反映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攻坚阶段的复杂性。 （3）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城乡关系进入长期演化周期 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村面临着劳动力需求减少、消费饱和和投资收缩三大历史趋势的交汇。从长期趋势看，低劳动力成本、低密度居住环境、农业多功能性等优势不足以支撑广袤乡村腹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以后，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都市圈与广袤乡村腹地之间建立新型联系。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后将进入的一个新的长期演化周期，这一过程中城乡关系和乡村类型结构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深度调整，农村基础设施也会随着技术变革进一步改善，人们的价值观和集体行动逻辑亦会随之变动。这一变化是非常缓慢的，目前主要发达国家都还处于这个阶段。 2、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 本文选取处于欧洲发展前沿的英国和荷兰作为例证，通过这两个国家的交叉验证来说明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时序特征。 （1）第一阶段（1945～1970年）：战后复兴向农村现代化拓展 二战后，欧洲的主要任务是恢复重建，首先要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农业现代化受到优先考虑。1947年、1957年英国先后出台了两轮农业法案，主要目标都是发展高效的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1962年启动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在稳定农产品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恢复之后，地块狭小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力进一步释放的主要因素。整个20世纪60年代，欧洲农业发展的主题是“农场合并”，10年间英国每年有超过10000英里的农田树篱被移除；荷兰实施了一批农业用地（再）开发、设施可及性和水资源管理的大型项目，重组了大大小小1000多个农场，整个荷兰乡村土地几乎被重新整理了一遍。西欧国家战后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逐步扭转了农业滑坡的局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与之相伴的是，农业劳动力需求下降，农村地区又缺少非农收入机会作为补充，农民报酬率大大低于产业工人的一般水平，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紧随其后的是，私人交通普及带来了通勤距离的延长，农村居民的就业半径和消费半径向外扩展，原有的农村社区陷入了人口外流与服务萎缩的陷阱之中，有人称之为“农村剥夺的恶性循环”。与美国依靠市场发展的溢出效应不同的是，欧洲各国采取了更多的国家干预和规划管控来促进乡村发展。欧洲农村现代化起步的标志性事件是：1965年荷兰和联邦德国颁布了第一部《空间规划法》，农村地区开始进入空间规划考虑范围；1968年英国组建乡村委员会，开始将注意力扩展到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方面。 （2）第二阶段（1970～1990年）：城乡空间规划与农村现代化的深化发展 1970年代，欧洲国家给予了农村发展更为广泛的关注，这些政策主要是通过规划管控实现的。荷兰于1976年、1977年分别出台了《城市化地区备忘录》和《农村地区备忘录》，以指导城乡发展规划。两个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①避免城市发展拥堵和不平衡；②保护开放空间和高价值生态景观区；③缩小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④缩小服务水平的区域差异。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城乡规划要早得多，二战期间的《巴罗工业和人口分布报告》（1940年）、《斯科特土地利用报告》（1942年）、《厄斯沃特补偿和改善报告》（1942年）就已经针对城乡布局、土地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后来的《新城镇法》（1946年）强调了人口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布局的目标，《城乡规划法》（1947年、1959年）规定了城乡规划的基本框架。战后恢复期间，英国城乡规划政策主要是为高效农业保驾护航，1970年以后才在推进农村发展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这一时期，英国规划管控的方向性调整主要包括：①从对农业部门的片面关注转向更大的自然与环境空间的综合规划；②建立农村发展区（ＲDA）制度，对农村失业与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进行综合处理；③进行政府重组，将详细规划权力下放给新成立的地区性权力机构等。在欧洲委员会的主持下1987年欧洲乡村运动开启，这一运动致力于提醒人们关注“农村环境和传统生活方式所受到的威胁”，并直接引发了次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历史性转向。 （3）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扩张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向 整个战后时期主导欧洲农业政策的扩张主义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宣告结束，农业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战后的扩张主义和生产主义政策被放弃，农村发展政策开始向绿色主义和后生产主义转变。对整个欧盟来说，政策的转向始于1988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改革后的政策更加强调将资金瞄准地方性的农村问题，以便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解决服务缺失和老龄化等问题。上述转变有三个重要背景：一是农业支持保护费用的增加及由此带来的预算紧张；二是长期增长之后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过剩；三是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逐步深入人心。当然，如果没有前面两方面压力的刺激，环保主义的取向未必会迅速形成有效的政治行动。1995年，英国发表了题为“英国乡村：一个致力于乡村生活的国家”的白皮书，一定程度意味着这次转向趋于成熟。白皮书所宣示的政策含义包括：①从部门性方法向地方性方法转变；②从关注规划管理向关注人民生计转变；③从把农村看成一个均质的国家空间向承认农村的多样性转变。这一转向客观上对欧洲农场企业、农村社区、土地使用、景观维护和公共准入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成为日后欧洲农村政策的基石。 3、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 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大多缺少广袤的乡村腹地，仅有日本对中国尚有一定的参照意义。日本的特点是国土面积不大、空间狭窄、人地关系较为紧张，城市化水平高，大城市小城市都比较发达，半稠密地带和市镇对乡村带动作用显著。 （1）第一阶段（1950～1970年）：产业振兴与“锁定的农业现代化” 日本在1950年前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体制和综合农协制度，这两者是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底色。1960年代，日本进入高速增长阶段，1955～1970年，日本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6%，也就是说每5年就会翻一番。1970年，日本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到10%以下，农业就业份额降到12%，从统计数字上看，可以认为日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但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锁定的农业现代化”：即在保证稻米等少数农产品自给率的前提下，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并以园艺化和保护性代替规模化和竞争性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已经被锁定在结构性的“对外依赖”之中，缺少长期回旋的战略空间。 （2）第二阶段（1970～2000年）：工业化城市化带动下的乡村活化 受制于“锁定的农业现代化”和高度分散的“原住民村落布局”，贯穿日本农村现代化历程的主要内容就是乡村活化与社区营造。这一阶段，日本先后颁行了《农业振兴地区整治建设法》（1970年）、《农村地区工业导入促进法》（1971年）、《集落地区整治法》（1987年）、《过疏地区自立促进特别措施法》等，不断推动乡村空间的活化复兴。上述一系列措施后来被概括为“农村再生”，一度被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部分省份所借鉴。 （3）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空间重组与“泛农本主义”的束缚 日本逐渐认识到，在人口集聚趋势不变、乡村人口规模下降的背景下，单纯推行国土开发已不切合实际，于是提出“城乡国土一体化规划管理”的新目标。1970～1999年之间，日本市町村数量变化不大，仅仅由3280个降到3232个，只减少了48个。从1999年开始，日本推动近代以来第三次市町村大合并（史称“平成大合并”），1999～2019年市町村数量从3232减少到1718个，市的数量有所增加，町、村数量大幅减少，地方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当前，制约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目标越来越多元、约束越来越复杂，这一背景下逐步形成了“农本主义”“计划调控”“农业政治”糅合的“泛农本主义”，根本上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过度政治化。这一体制导致日本长期陷入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推进但农业农村活力却不断下降的“悖论”之中。 三、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经验性判断 美国、欧洲和日本走的是三条不完全一样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下面依据上述分析对“三条道路”的脉络进行梳理。 1、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战略减贫—基建扩张—新城乡关系”的时序特征。这一过程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缺少系统的农村发展战略，在欧洲人眼中，美国农村发展缺乏“政治优先权”，甚至并不存在“美国农村政策”这样的东西，因为其缺少系统化的政策体系和充足的公共资金；美国学者也认为各部门奉行自己的农村政策，联邦政府缺乏协调和一致行动的能力。这一现象恰恰反映了美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在美国现代化历程中，相比于多元、长期的社会投入，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公共投资是十分有限的，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溢出效应。实际结果是，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从未停滞，战后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且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 美国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条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并能取得成功，首先得益于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资源禀赋优越，直接移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从建国开始就不曾面临激烈的人地冲突，二战期间本土又没有遭受战火荼毒，这意味着美国“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很少。美国在战略减贫过程中尽管也存在对特定区域的开发和特定人群的补贴措施，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发展性减贫，即随着国家或区域的整体性发展，将贫困人口导入社会化分工体系，从而实现减贫目标。1960年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相对发达的城市化条件为美国后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支撑。 美国农村机构和政策反复更迭但始终未曾偏离农村现代化的价值中轴。1960～1990年美国农村发展机构反复变动，经常因为总统或国会的意见而新建或撤并，这看上去毫无战略定力，但在这一波动始终围绕的那个“价值中轴”——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却不断得到强化。这种看似“没有战略的战略”反映了美国政治运作的行动逻辑：具体的政策内容受总统任期的影响很大，很多时候8年甚至4年就是一个政策周期；但特定阶段的核心政策取向通常是美国精英阶层反复博弈产生的共识，不会因为政府更迭出现本质变化。 二战后，美国国家发展的核心命题是“一个世界级超大经济体的战略崛起”，农业农村发展也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作为国家战略导向下工业化、城市化溢出的结果，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假说：一个超大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不可能完全依靠农村自身实现，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公共投资支撑。这或许是超大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注意的一个规律。 2、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战后复兴—规划管控—后生产主义”的时序特征。相比美国，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既表现出更强的中央集权特征，也表现出更强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特别是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后期，“后现代主义”“后生产主义”“绿色主义”思想风靡欧洲，对政策取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洲现代化起步早，英国1930年时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80%，战后主要是调整恢复，与美国相比在农村反贫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面临的压力要小得多。1970年西欧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已经超过70%，而且城市分布均衡、中小城市占比高，农村现代化基本是在城市框架之中得到发展，这是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得天独厚的条件。如，荷兰，典型的乡村旷野地区是很少的，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非城市地区如何满足城市人在户外休闲、自然景观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其空间规划和农村发展政策主要与此有关。 在欧洲人眼中，美国缺少系统性的农村政策，而在美国人眼中，欧洲则表现出更强的“中央集权”特征。这里的“中央集权”，并不是从政治体系角度而言的，而是从公共政策贯通性角度而言的。战后复兴的过程中，欧洲一直在寻求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实现和平与发展。1957年，德国、法国等6国签订《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组建；1962年，欧洲共同农业政策正式实施，这一框架后来成为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具有强约束力的农村发展政策体系。欧洲主要国家在内部政策上也比美国更为集中，这使得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起步阶段的扩张主义和规划管制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后来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向埋下伏笔。 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从扩张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向主要来自西欧几个老牌发达国家的引领，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农业农村这一特定领域的映射。欧洲内部发展不平衡性较强，东欧、南欧许多国家仍然处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并存的阶段，这些国家本身并没有步入后现代社会。前沿国家路径选择变化势必会对欧洲其他地区带来深刻影响，这是否会使欧洲内部相对落后国家丧失发展机会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警惕的问题。 3、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产业振兴—乡村活化—泛农本主义”的时序特征。战后，日本在产业振兴过程中不断推进农地整理和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水平快速推进，但紧随其后的是农村地区的过疏化和老龄化不断加重。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小农现代化”，这种发展模式到一定水平后就会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难以继续迭代更新，无法为农村现代化提供充分的支撑。在产业振兴之后，日本投入了大量精力搞乡村活化和社区营造，但到了现代化后期，日本已经难以有效平衡和兼顾越来越多元化的农政目标，由此陷入了“泛农本主义”的泥潭。 有人曾经问日本农业为什么会“点错了政策树”？日本是东亚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谋求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是其长久的夙愿。这个过程中，日本始终难以抉择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而又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经济体中，农业农村究竟应处于何种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面临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方面，作为一个谋求世界影响的现代化国家，日本始终希望在粮食等农产品上留有战略屏障，这导致其始终不肯放弃农业；另一方面，在一个高度全球化、市场化的外部条件下，日本的农政策略既难以提升农业竞争力，也难以保持农村活力。事实上，一个资源小国如果一味希望跻身世界大国，那么资源约束与大国身段之间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日本是“点错了政策树”，毋宁说是多元目标和多重压力下难以绕过的“小国宿命”。 “小国宿命”只是对“强约束条件”的一种比喻，从制度环境上讲，日本当然也不乏在农政体制上的“战略失误”。日本农村在1930年代遭遇大萧条，直到战后才真正从阴霾中走出来。为防止重陷危机，日本政府发起了多次振兴运动试图提升农村生存能力。这些运动形成了一个共同观念：农村是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空间，可以通过农民的勤劳和节俭建设一个具有特殊品质的现代化新农村。此外，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确立的小自耕农体制，对日本农民至今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日本政府不能无视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本主义的农政观与政治因素叠加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农政格局，成为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步入困境的制度根源。 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若干特征化事实 1、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相对性关系 我们经常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看成是一个过程，实际严格意义讲这是两个既相互衔接、又相互独立的进程。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并非是完全相容的，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的边际贡献先递增后递减。现代化起步后，会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大量束缚在土地上的人口被解放出来，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这是农村现代化起步的关键。但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往往会带来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农场的扩大，又势必引起农村社区空心化以及农村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这是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悖论”。正如美国经验所呈现的，如果以产业所创造和维持的就业，以及其对社区的财富投资、环境影响等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农业产业对农村社区的发展充其量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协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简单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前置条件，而是要综合考虑农业现代化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强化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效性。 越是到现代化的中后期，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作用就越强。高水平现代化条件下，城乡空间布局主要有两种组合：（1）“都市圈+都市农业”；（2）“中小城市+商品化农业主产区”。在组合（1）中，农村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在都市圈内部形成大中小城市的梯次布局，农户主要居住在小城市，农业则以高值生鲜种养业为主。这里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作用已经转化为都市区对农业的影响，表现为城市为高品质农产品提供强劲的市场需求，以及城市的技术和资源扩散带来农业更快的升级迭代。在组合（2）中，农村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小城市的均衡布局和专业农户的分散布局，农业以专业化、规模化的商品化生产为主。这里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作用主要表现为小城市为农业提供产业链支撑，并且为农户提供了合理的兼业机会。 2、城市化中后期城乡人口波动与逆城市化现象 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前，人口通常是从乡村到城市单向流动的；到了城市化中后期，通常会出现城乡之间人口的双向流动。20世纪50年代，美国部分乡村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瑞士、挪威、意大利、丹麦、新西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在距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增长。沃德韦尔将第一批重新出现农村人口增长的12个国家称为“转身国家”（turn－aroundcountries）。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之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而是高水平城市化阶段出现的一种人口在城乡之间和不同类型乡村之间小幅持续波动的现象。理解逆城市化，需要把握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高水平城市化阶段城乡人口波动是正常现象。从美国经验来看，高度城市化阶段，城乡人口会呈现出阶段性波动，乡村人口波动幅度比城市要大得多。1970年以来，美国乡村人口经历了三次大幅波动，近期变化是：2001～2006年，由于郊区扩张、老年人和第二居所向乡村地区迁移等因素，美国乡村人口进入增长区间，2006年达到顶峰。此后，由于就业、住房等因素，美国乡村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2010～2017年进入负增长区间，2017年之后这一趋势又反向调整。 第二，逆城市化通常不会改变城市化大趋势。逆城市化可能带来特定区位乡村地区（如城市郊区、特色乡村等）人口的增长，但在达到高度城市化均衡之前，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人口整体减少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上述“转身国家”中，只有瑞士、意大利、新西兰、德国在个别年份出现过乡村人口增长的情况，这种增长也是极小幅度和暂时的，所有这些国家自1960年至今的总趋势仍然是乡村人口不断减少。包括美国，虽然存在较大幅度的乡村人口波动，但其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并未停滞。 第三，逆城市化很难给传统乡村带来直接增益。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长途通勤者的出现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第二套住房或退休后来到农村，英国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逆城市化群体对村庄的认识与原住民截然不同，便捷的交通通讯使他们可以获取丰富的资源，他们通常很少使用当地的服务，也不会给当地发展带来直接增益。中国当前也出现了少量的逆城市化人口，但这些人口大多居住在远离现有的村庄的新建社区；即便居住在现有村庄中，通常也很难与原住民形成共同的社群。寄希望通过逆城市化改善传统乡村的经济和治理状况短期内恐怕是不现实的。 3、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后的乡村治理趋势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的一个集成反映，也可以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后一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的乡村治理通常会呈现出以下特征性趋势。 第一，消除绝对贫困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置程序。欧洲在工业革命后200年间，通过渐进的人口转移和效率扩散消除了绝对贫困，除此之外其他国家都经历过一个集中减贫过程。美国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案》标志着政府雄心勃勃的反贫困战争的开始。2020年，现行标准下，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一举措将乡村中最贫困的人口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促成了乡村现代性水平的普遍提升，这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开辟了新空间。 第二，农业农村现代化会带来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在实现现代化之前，由于依附性社会关系和共同产权关系的影响，很多国家会在乡村施行区别于城市的治理体制。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会趋于同构，作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治理体制的乡村治理体制将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这一条件下，基层治理的方式主要依据不同居民点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做出区分。一般来说，乡村小规模居民点不可能配套完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部分人的多元化需求主要依靠附近城市设施的“可达性”来实现。根据相关测算，2035年左右，中国农业人口将降低到2000～3000万户，现有大部分自然村庄将收缩为专业农庄，这时乡村治理结构如何调整，需要做出前瞻性的考虑。 第三，现代乡村治理表现出更强的专业化特征。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延伸和扩散，农业农村现代化还会带来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城乡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又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工和分化，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分开、地方自治与居民自治分开。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的乡村社会中，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会由“一套人马”承担，乡村治理的经济支撑也主要依靠公共财政，很少会依靠集体经济留成来服务乡村治理。 5、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约束条件从直观上看似乎更接近日本，实质性结构其实更接近美国。中国目前面临的也是超大国家现代化崛起的问题，这与美国在半个世纪之前面临的情况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至于小农村社结构的历史约束，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有较大影响，但在现代化中后期实际可以通过公共政策适度调整。具体的政策导向上，重点要处理好农业农村现代化“交叠界面”上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一，解决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差速问题”。农业现代化向农村现代化拓展过程中通常会有一个二者的差速阶段，协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当前，比较紧要的是解决农业就业份额与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异步性问题，中国两个指标的差值接近20个百分点，是一个特殊的反常现象。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从而将堆积在土地上的小农户引入现代化的就业轨道。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还将为农村全局性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从而巩固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潜能。 第二，建立更为完整的乡村建设行动约束框架。中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后，各地大规模启动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普遍忽视了乡村建设的若干约束条件。当前，已经出现了小规模村庄过度投入以及新建社区“二次空心化”等问题。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应建立更为严格的约束框架，引入专业化的评估机制，避免资源浪费和过度建设。村庄层面较大规模的建设行动，至少应具备以下前提：（1）符合乡村全面振兴的城乡空间布局要求；（2）基于人口布局、聚落形态、交通流线、经济状况等方面开展科学的村庄发展趋势调查；（3）现有村庄规模可以支撑更高等级的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运作。 第三，稳步推进乡村空间秩序与治理秩序重构。农村现代化的一部分内容内生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还有一部分则需要外部干预予以解决，如战略减贫、空间重组、治理重构等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绝对贫困消除后，接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应把乡村空间秩序与治理秩序的重构提上日程。空间布局调整上，应逐步实现散布性小居民点向小城市和专业农庄两个方向的演化，使空间布局更加符合现代化乡村的特征；治理体系重构上，应适应人口布局和空间布局的调整，逐步打破以传统村庄为尺度的产权单元和治理单元，使乡村经济和乡村治理活动更加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标准。 第四，农政体制改革应选取适当的参照标准。农政体制大体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农业管理体制；二是农业经营体制；三是农村发展体制。过去我们在选取农政体制改革的参照系时往往喜欢面向世界前沿，实际这一做法对于农政体制三方面并非全部适用。从技术角度讲，面向世界前沿、推进颠覆式创新是必要的；但农业经营体制带有比较强的中国特色的烙印，难以简单地进行政策借鉴。农村发展体制则带有很强的时序特征，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最需借鉴的是发达国家在1970年前后的政策经验。如果把握不好这个阶段性，就可能因为发展时空错置而影响政策瞄准，让农业农村现代化多走弯路。这是我们应竭力避免的。

夏季刚过，非洲坦桑尼亚中部，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52岁的法图玛·穆卡姆巴开始盘点今年的收成。 和往年不同，法图玛今年采用了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团队指导的玉米、大豆间作技术，在玉米地中套种了大豆。尽管今年经历了罕见且漫长的干旱，但她仍获得了比往年更多的收入，平均每英亩180万坦桑尼亚先令，合人民币5400多元，比没有干旱的去年，高出近1000元。而在另外一个干旱稍轻的村庄，祖玛一家人，每英亩的收入则超过了2万元，比一年前高出4000多元。 从2011年开始，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开始在坦桑尼亚进行中非农业合作，将中国旱作农业的技术和经验，推广到当地。十多年来，法图玛、祖玛他们学习玉米高产技术、玉米大豆套种技术等，收入比原来增加了三到四倍。 中国专家走进异域村庄 佩雅佩雅村乃至周边的非洲乡村里，村民们见过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团队和专家。在法图玛的眼里，那些专家离自己很远，他们对一切都保持着好奇心，却又从来不深入这里的生活，浮光掠影一般地走过村落，留下一些村民们不了解的项目。 直到第一次见到中国专家，法图玛从没想过，这些专家会在这里停留10年，他们和村民们一起下地，手把手地教会村民们怎样用最简单的技术增收，还帮助村民们改造村庄，教他们盖房子，教孩子们读书…… 对法图玛来说，中国专家是不一样的。而对李小云他们来说，这些东非的村庄，陌生中却有些熟悉。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小云在欧洲学习时，从欧洲到东非的坦桑尼亚进行了调研。李小云觉得，非洲干旱的天气，和中国的大西北有点像。十多年后，2008年，李小云再一次去坦桑，再一次深入调研，他发现，许多在中国特别普通的事情，在那里却很难实现。“比如玉米，在华北平原，亩产800斤、1000斤，甚至超过1000斤，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农民在玉米中套种大豆等作物，也都司空见惯。但是在非洲，我们在不同的省调研发现，当地的玉米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50斤左右，高一点儿的，也就200斤。” 佩雅佩雅村所在的莫罗戈罗省，土壤并不贫瘠，而且那里气候复杂，有典型的热带草原气候，也有热带山地气候。同时，还会受到东部海洋季风的影响，如果善于利用，或许可以获得更好的收成。“我们发现，产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种植密度不够，1亩地普遍只种1000株左右，属于典型的广种薄收形态。在中国，密植的玉米，1亩地起码要种4000株。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坦桑尼亚，没有农民懂得。” 在非洲推广中国农技 2011年，李小云团队在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考察，并在村里开启了第一个农业合作项目。 李小云团队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武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大多是家庭生产的模式，男人在地里刨出一个小坑，女人跟在后面点种，一亩地也就种1000株左右，特别稀疏。” 怎样帮助村民们增收？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援助团队，为当地提供了很多方案，但这些方案大多难以推广。 “我们发现，此前的一些援助团队，往往会提供一些超越非洲发展情况的方案，比如灌溉农业、机械化农场等。这些方案并非没有道理，以坦桑尼亚为例，当地地广人稀，从道理上来说，发展替代劳动模式，确实是一条技术路径。问题在于，当地同样严重缺乏资本，也就是说，极少有人买得起拖拉机。就算能买得起，也用不起，承担不了高昂的能源、维护等成本，还有道路条件不足造成的损耗。” 在确定第一个项目之后，李小云团队提出了一个“平行经验”的概念，也就是说，用适合当地发展水平的技术，去改变当地农业生产的状态。 事实上，这些技术中国并不缺乏，李小云解释，中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但在过去，却长期处于和非洲国家类似的阶段。尤其是在机械化普及之前，农业生产劳动密集的时代，中国人发明了合理密植、有机肥、间作、轮作等许多技术，实现了农作物产量的大幅度提升。 为此，团队专家为当地农民设计了完整的技术方案，通过绳索厘定行距、株距等，农业专业毕业的农民维罗妮卡·卢加诺告诉记者，这些技术非常具体且完整，“首先，播种之前要深耕。其次，选择更适应干旱环境的品种，再次，播种时，每个孔播两粒种子，孔之间的株距、行距也有非常具体的要求……” 在当地，从来没有人想过，种地还可以有这么精细的流程，“在过去，人们把种子随意地撒到地里就不管了，非常稀疏，如果碰到干旱，发芽率不高，长成的就更少了。”维罗妮卡·卢加诺说。 用事实让当地人接受 这套和以往的种植经验完全不同的技术，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新技术难以推广的第一个原因，和当地的发展水平有关，位于东非的坦桑尼亚，并没有进入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农村，时间的流速是缓慢的，一个村民从出生到成年，再到老去，村里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变，老一辈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传到下一代依旧在使用。 新技术难推广的另一个原因，是不了解。 2011年，中国政府在佩雅佩雅的村庄建立了中坦农业减贫学习中心，李小云团队是当时的技术指导团队，负责筛选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技术，并进行推广。今年41岁的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就是第一批参与者，很快，他就被这些新技术打动。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的家，是一个4口之家，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农业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不仅为一家4口提供了食物，卖出去的粮食，也换来了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对我们来说，增产，就意味着家庭境况的改善。” 农业技术推广的第一年，整个佩雅佩雅村只有一个技术员按照约定使用了新技术。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围观，“从来没见过那样种玉米的，太复杂，也太辛苦了。”法图玛·穆卡姆巴说，“和以前的种植方式相比，新的方法，投入的劳动要多出很多，但收益如何尚未可知，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主要原因。” 不仅农民如此，当地农业官员也是如此，莫罗戈罗省经济与生产处副常务秘书罗莎丽娅·韦格斯拉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时候，技术合作，只在一两个村推广，我并不确定是否能真的有效，是不是真的能够推广开来。” 但很快，事实就改变了人们的认识。这些来自中国的旱作农业技术，在同样干旱的非洲效果显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丰收。 李小云团队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徐秀丽告诉记者，在采用新技术之前，当地玉米产量在每英亩三百到五百公斤，亩产合五十到八十公斤。采用新技术后，亩产可以达到三到四倍。 被改变的农田和村庄 2018年，李小云团队的新技术方案，已经推广到十个村子，成百上千用上新的种植方式，收获更多的粮食。 在当地的农田里，时常可以看到鲜明的对比，采用新技术的农田，玉米整齐而高大，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结着饱满的穗子，而紧邻的玉米地里却长满野草，甚至遮住了稀稀拉拉的玉米。 在十个村庄中，改变的并不只有农业，也包括村庄本身。在此之前，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在中国从事了多年的扶贫工作，这些经验也被推广到非洲。 “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改变村庄的面貌，发展村庄的新业态，其中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通过政府带动，让村民主动参与其中，尽可能避免资本的进入。在非洲，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李小云说。 除了开展适用农业技术的推广，李小云团队的专家们，还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各个村庄修整道路、重修房子、整理村庄。 在瓦辛巴村，75岁的奥马里，生活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新的技术让他的收入大幅度提升，他盖了新的房子，装了自来水，还建了羊圈，养羊的技术，也来自中国专家。 收入的提升，也让这些非洲村庄里的人们，有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法图玛·穆卡姆巴表示，在以前，一场疾病，或许就会让一个家庭崩塌。“前几年，我丈夫生了一场大病，住院很长时间。如果在以前，我们这个家庭几乎不可能承担这些费用，但现在，疾病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债务。” 增收之后更需改善营养 除了深翻、密植、使用农家肥等传统的旱作技术之外，更多适应当地的技术、小型设备，在不断的交流中进入当地。而中国专家们，也在不断成熟和成长。 从2011年开始，每年夏季，李小云团队的专家们，都要去坦桑尼亚待一段时间，在村里、田间现场指导。 新冠疫情发生后，去往非洲实地指导的行程暂停，但每隔一段时间，团队专家们仍会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和当地农业官员、农民交流，了解村庄的变化，农业的发展情况。 2021年，李小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在当地示范玉米大豆套种技术。 中国技术帮助非洲村民增产，但增产的同时，地力的消耗也变得更快。怎样才能恢复和维持地力？李小云最先想到的是大豆，这种原产自中国的豆子，既有经济价值，还有固氮、肥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营养丰富，能弥补当地人长期以玉米为主食导致的营养缺失。 在李小云看来，改善营养和改善收入几乎同样重要。在坦桑尼亚的大部分农村，当地人习惯种植一种白玉米，这也是他们的主食，但只食用玉米，会缺乏一些人体所必须的营养元素，比如色氨酸和赖氨酸。 尽管村民们会卖出剩余的粮食，或者打点儿零工，但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很难通过更丰富的食物，获得人体所必须的营养。大豆，或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契机。 中国的专家们想到，“大豆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就蛋白质含量而言，可以媲美牛奶。大豆还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中国人用大豆制作各种豆制品，在中国人心里，许多豆制品是可以和肉类相比的。那是否可以在非洲推广大豆，在保持地力、提升收入的同时，还能改善当地人的营养状况呢？”坦桑尼亚气候适宜，尽管处在热带，但全年平均气温只有20℃，主要分为雨季和旱季，大部分地方都适合农业生产。团队在初步的勘查之后发现，在整个莫罗戈罗省，大约有五个区域适合大豆种植，在这些区域中，他们选择了四个村作为最初的试点。 被大豆改变的人们 确定试点后，李小云团队制定了一份玉米大豆套种的技术方案。实际上，团队所推广的人工套种技术在中国北方曾被广泛使用。 玉米大豆套种的优势，在于套种之后，每一行玉米几乎都可以看作是边行，可以享受更多的通风和光照，这也被称为“边行效应”。因此，套种之后，尽管玉米种植数量变少了，但实际上的产量并没有降低。同时还增加了大豆的收益。而大豆，又具有改善地力的效果。 在坦桑尼亚，当地的农业技术人员们，将中国方案进行整理，细化为品种选择、种植处理、播种期、种植方法、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完整的耕种管收的技术，并教给了一百个农民家庭。 2022年2月，坦桑尼亚播种季，柯泰特村里，61岁的农民亚当，在自己的一英亩玉米地里套种了大豆。亚当是一个六口之家的主人，家里还有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这个非洲农家的主要收入，都来自12英亩、约合70多亩地里的产出。他种植玉米，也种植芝麻、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玉米是这个家庭主要的食物，而经济作物每年可以给他带来大约900美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的收入。 对亚当来说，种大豆是全新的种植体验，吸引他的，是项目推广者在村民大会上讲述的前景，“他们介绍了大豆在营养健康和增收方面的好处，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022年4月前后，莫罗戈罗省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干旱，而且，恰好出现在大豆和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干旱降低了农民对玉米和大豆的产量预期，但也让他们有了新的发现，相比玉米，大豆的耐旱能力可能更强。到6月，亚当收获了大约400斤大豆，他判断，如果雨水充沛，产量可以达到1000斤。 把大豆变成中国豆浆 在李小云团队推广大豆之前，莫罗戈罗省只有极少部分人种植大豆，更多人不了解这种陌生的作物，也不了解它们该如何食用。 为此，在夏收之后，李小云团队还设计了一套新的技术指导方案，通过当地农业官员等技术人员，指导当地农民做豆浆等豆制品。 2022年6月24日，当地技术团队在亚当所在的柯泰特村，为第一次收获大豆的人们，现场示范制作豆制品。 亚当的院子里生起了柴火，架上大盆，将碾碎的大豆煮熟、过滤、再次煮沸，一锅豆浆很快就煮好了。锅里腾起的热气和柴火的烟气混在一起，锅的周围，则围着许多村民，等待豆浆出锅。 这些豆制品受到了村民的欢迎。亚当告诉记者，他和家人们都喜欢豆浆，也有村民觉得，豆浆的味道，有点儿像牛奶粉。而种植大豆的村民们，不仅可以改善家人的营养状况，也有了提升收入的新途径。 得到提升的不只有非洲的农民，对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来说，十年援非同样收获巨大。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帮助非洲是单向的，其实这些合作项目和活动，给我们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让我们更好地从全球视角、非洲视角去重新看待自己。非洲人是我们全球化的老师，在相互交流中，我们会接受不同的意见反馈。”李小云说，“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些收获，恰恰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重新构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构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缩影。我们不再是一个被动加入到地球村的成员，而是开始主动与世界融合，并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我们的经验，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从事中文和中国文化教学工作近10年，教学对象是来华留学生。他们有的来中国学习语言，有的接受学历教育，攻读学位。在教学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来华留学对青年成长、成才起到的助推作用，认识到了学会中文对其未来职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李筱晨是2018年毕业的一位泰国留学生，对自己到北京学习和生活有着清晰的规划。她先修读汉语课程，1年后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HSK）4级，进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商务方向）学习。在汉语班时，我是她的主课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她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师生间的接触和了解逐渐增多。在来华留学前，李筱晨有过工作经历，曾在泰国当地一家酒店担任健身房经理，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她接触到不少来自中国的游客，进而决定到中国学习中文，为日后职业发展储能。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李筱晨先在北京开了一家瑜伽馆，后来回到泰国，从事房地产业。最近她告诉我，已经从“打工人”变身“创业者”。她说，正是凭借流利的中文和学到的商务知识，她才能有效维护重要的中国客户资源。 　　学生毕业后的发展始终是老师的牵挂。另一位在毕业后一直和我保持密切联系的是位孟加拉国小伙艾比亚。最初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那字正腔圆的汉语发音，他在首都师范大学接受了1年预科学习，中文水平提升很快，从而顺利进入了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在日常接触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自己学业的高要求，例如在我的科技汉语课上从不迟到，听课认真，能够用汉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2020年夏天，艾比亚如期毕业，应聘一家中国企业驻孟加拉国研发中心并被录用，成为了一名网络工程师。在最近一次联系中，小伙子提到他最新的职业发展规划，打算重回校园，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提高学历水平。他说，工作经验是加分项，但是还想给自己“充充电”，让职业发展更上层楼。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来华留学。以我供职的北京工业大学为例，因以工科专业见长，近年到我校学习热门专业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当地既懂中文又有专业背景的人才。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叫阿布的塔吉克斯坦小伙。他先从汉语课程开始学起，满足入系条件后被录取为本科生，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校园里，我经常能看到他和中国学生一起扛着器材、举着标尺参加专业实践课。毕业季时，还看到他手里攥着简历和中国同学一起去参加校园招聘会。他曾说，自己觉得土木工程专业没有实习和工作经验的话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后来获得一个到一家中国企业实习3个月的机会，回国后入职一家单位，其施工项目很多是跟中国公司合作的，因此他“中文+专业”的优势得到了极大发挥。 　　从这3位来华留学毕业生身上能看到，世界各国青年来华留学，从早期主要学习中文到以中文为桥梁学习专业、掌握技能，逐渐成长为“中文+”复合型人才，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都能凭借在华留学获得的中文能力和专业知识施展才华，中文也成为职业发展的加分项。

“中非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农业合作成果丰硕，造福双方人民。”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参赞贺萌16日表示。 当日，“中非农业交流合作实践与展望研讨会”在陕西杨凌举办。本次研讨会旨在通过深层次的有效沟通，交流中非农业合作领域实践成果，互鉴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经验，聚合中非农业合作交流资源力量，为推动中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业发展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也是农产品消费大国。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实现‘吃饱’基础上，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的首要目标是帮助非洲实现粮食安全，提升非洲自主解决粮食安全的能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副所长袁晓慧会上表示。 据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非洲合作处处长周勇介绍，非洲是农业对外合作的重点区域。截至2020年底，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流量为1.80亿美元。中国在非洲投资农业企业159家，分布于36个非洲国家，雇佣当地员工超过16000人。 “杨凌在中国农业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片热土上，农业文明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希望杨凌示范区继续发挥自身农科教资源优势，把‘联合中心’的平台建好，通过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等项目继续为中非农业合作贡献杨凌智慧。”贺萌表示。 研讨会上，首批四家中非联合中心分别介绍对非合作情况。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商务部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等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据悉，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陕西)联合举办。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了80个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部省共建）名单，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申报的“农业农村部盐碱地智能农机装备重点实验室”和“农业农村部特种食品加工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遴选，获批为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部省共建）。 “农业农村部盐碱地智能农机装备重点实验室”围绕我国可开发利用盐碱地众多的特点，重点针对缺少盐碱地农业生产专用装备的发展瓶颈问题，主要解决盐碱地专用耕整地技术装备、盐碱地主要农作物智能化播种收获技术装备和盐碱地主要农作物小区育种智能农机装备短缺的三个产业需求，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方式集聚力量，打造国际国内先进的盐碱地智能农机装备科研平台。 “农业农村部特种食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围绕地方产业需求，聚焦特种食品全产业链条的原料分析与品质调控、特种方便食品生产、特种果蔬储藏保鲜技术研发、特种食品精准营养与健康、特种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等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开展产业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战略前瞻性技术的协同创新，实现“研究与开发、成果与转化、技术与产业”高度融合，形成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重要交汇，推动特种食品产业成果转移转化规模化发展。 “十四五”以来，青岛农业大学围绕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需求，精准服务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海洋强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面向生产实际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注重发挥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草学等学科优势，坚持学科引领，强化顶层设计，持续提升组织化科研和科研组织化水平，统筹布局创新平台建设，新增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部省共建）、国家林业与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创新平台8个，进一步提升科研综合实力，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日，2022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在重庆举行。期间，以绿色、天然主打的柬埔寨特色农产品深受喜爱，吸引多家参展企业前来洽谈合作。如何让“智慧”为中柬农业合作赋能，进一步推进柬埔寨农业现代化发展，成为中柬两国政府、企业和农业智库专家代表热议的话题。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此次博览会为柬埔寨农产品提供了展示平台，还为柬埔寨农业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8月26日，柬埔寨驻重庆总领事尤索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博会上展示的中国智慧农业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柬埔寨政府一直将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减贫的重点之一。在国家制定的第四期“四角战略”中，柬埔寨政府希望通过深化改革和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保证粮食安全、稳定，不断促进进出口贸易，增强农业发展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尤为重要。 　　“在农业生产中，柬埔寨正不断加大农机使用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释放农村劳动力，为进一步引进和使用先进农业技术打好基础。”尤索科介绍，目前，全柬范围内，整地作业中机器使用率达98%，水稻收割作业中机器使用率达70%—80%。柬埔寨从事农业劳动力占比从2010年的54%降至2020年的35.5%，到2030年将降至23%—25%。 　　通过参观、展示和交流，尤索科认为，未来柬埔寨应与中方在农业科技合作方面加速对接。在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发展经验交流、企业投资、农业技术引进和智慧农业示范项目等方面持续开展合作，将中国农业发展的智慧和经验运用到柬埔寨农业产业发展中来，助力柬埔寨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尤索科强调，柬中农业合作涉及商业、政策、物流运输、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机制协调与效能提升。柬中应以农业合作为契机，在柬建设农业展示区、农业科技示范园，加速先进农业技术、经验及机械的运用，持续提质增效，让两国合作从多层次、多维度受益，实现共赢目标。随着RCEP落地和中国—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正式签发，柬中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为柬埔寨大米、香蕉、芒果、腰果、龙眼、天然橡胶等农产品输华按下了加速键。“目前，柬埔寨驻重庆总领馆在重庆市开设了柬中商务合作中心，旨在助力柬埔寨农产品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了解和品尝到来自柬埔寨的优质农产品。同时，链接更多中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兴业，为柬埔寨带来更多先进的农机设备和农业技术。”尤索科说。 　　中国专家带去“双重智慧” 　　“大力普及农业技术运用，用实际行动和辛勤劳作，带动当地百姓的生产热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科技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副处长杨卫国认为，在中柬农业合作过程中，中国农业专家为柬埔寨带去了农业技术和发展理念“双重智慧”。 　　2012年4月，在中国云南省和柬埔寨班迭棉吉省政府的支持下，云南省农业厅和班迭棉吉省农业厅签订《中国云南——柬埔寨班迭棉吉农业科技友谊示范园框架协议》。同年12月，项目落地实施，杨卫国开始了自己长达8年的驻柬生活。期间，杨卫国和其他中国农业专家在161亩示范园内分区块，使用不同的育种方式、种植方法和管理模式示范种植各类水稻、蔬菜和水果，让当地百姓更直观地看到区别。通过努力，塑盘育种、抛秧栽培、虫害预防和标准化管理等方法逐渐得到当地农户认可和运用。2015年，示范园种植的杂交水稻产量达643.55公斤/亩，刷新了当时柬埔寨水稻亩产纪录。 　　“除了示范种植，项目先后6次派驻专家组，同时组织开展了大量培训活动，手把手将技术分享给柬埔寨朋友。”杨卫国介绍，2012年至2020年，项目在云南和班迭棉吉两地共组织开展了10期农业技术培训，累计近900名柬埔寨农业、林业和渔业部官员以及农业专家、种植大户和农民参加培训。此外，示范园长期接收柬埔寨农业专业学生前来实践学习，先后接收了棉吉大学、马德望大学近百名学生。 　　“示范园10年建设发展只是开端，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期待着将更多中国现代农业技术和智慧带到柬埔寨，造福更多当地百姓。”杨卫国希望能尽快到柬埔寨继续开展工作。 　　中柬智慧农业合作潜力大 　　“近年，越来越多绿色优质的柬埔寨特色农产品被中国消费者了解和喜爱。我们密切关注柬埔寨农业发展情况，同时不断寻求合作契机和可能。”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旗下安宁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认为，中柬农业合作机遇多、潜力大。 　　谈及为何将云南作为顺鑫控股开拓国内农业版图的重要地域时，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云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强，绿色生态农业竞争力有目共睹，乡村经济业态持续丰富，还有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天然优势。”为此，他们提出，以云南为枢纽，努力将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销往国内京津冀等地区，同时，联通南亚东南亚等国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寻求农业国际合作。 　　该园区在国际合作方面除了有渠道，更有项目支持——产地仓。数字化、智能化将是园区产地仓的最大特色。比如，以往农产品流通环节包括筛选、清理、分装等诸多流程，对人工的高度依赖会造成时间上的耗费。而园区引进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系统后，上述环节都将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在农产品检验检疫方面，园区将引入国家级实验室，全程把控好检验检疫关；在物流运输环节，通过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平台，对农产品的物流调度、物流配送、物流追踪、物流安全等将实现全过程零距离管理。产品溯源、市场销售预测、市场风险评估、消费者偏好分析等各方面也都将实现信息数据化。 　　“通过产地仓，我们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产品新鲜度，这对国外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非常有利。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优质柬埔寨农产品走上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园区负责人对此信心满满。

近日，记者探访了巴基斯坦信德省玛德市的灾区。洪水来袭，这里几乎成为孤岛。除了家园被毁，当地农业也遭受重创。 记者来到信德省的玛德市，这里可以看到一大片的水域，但在洪水来临之前，这里曾是一片村庄。每一棵树，都是村庄里的人家种的树，现在也全部被淹在水下，一些小的树甚至已经被没顶了。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他们所在的受灾区域，有十几个村庄被淹。村民们从村庄撤离后，把生活用品堆在一个像堤坝一样的高地上，目前他们手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救济食品。 信德省是巴基斯坦重要的棉粮产地，在遭受5月热浪袭击之后，6月至今的强降雨和其引发的洪灾再次重创了该省的农业，记者沿途看到，大量来不及采摘的棉花被洪水浸泡，人们正在加紧排水自救。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堆起来的包裹，里面是村民们抢救出来的麦子、棉花，有的甚至还没有完全长成。 当地居民海德尔介绍说，信德河的部分河段十多年前就因为断流干涸，但如今，洪水漫过河面，被淹农田连成一片，甚至连古老的帆船也再度现身。海德尔表示，在政府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的同时，灾民们努力自救仍是应对当下困难局面的最好方式。 巴基斯坦洪灾已致1290人遇难 据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3日公布的数据，自从6月中旬至今，巴基斯坦因季风降雨导致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290人，超过3300万人受灾。目前，暴雨和洪水已造成巴基斯坦全国5563公里公路、243座桥梁损毁，超过142万座房屋倒塌或部分毁坏。（央视网） 中方向巴基斯坦追加3亿元人民币援助，巴政府表示感谢 9月3日下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负责人在视频会见巴基斯坦灾害管理局主席阿克塔尔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已提供1亿元人民币救灾物资援助基础上，再次追加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下一步，中方愿在救灾及灾后重建经验分享、制定重建规划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当地时间9月3日晚，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中方向巴基斯坦洪灾灾情提供援助表达感谢。谢里夫称，“高度感谢”中方为巴基斯坦洪灾灾民提供从最初1亿元人民币增至4亿人民币的援助，“这是我们独特友谊纽带的体现。这种支援将有助于为人民群众提供急需的救助”。 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也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巴基斯坦洪水灾民额外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表示感谢，他说，这是中巴独特关系的另一种表现，这种关系在困难时期体现出了力量。

中国和古巴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共同建立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 古巴驻华大使馆消息称，这份备忘录由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和古巴科技与环境部副部长阿曼多·罗德里格斯共同签署。 这份文件是在2022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科技创新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的背景下签署的。 报道称，中国科技部与有关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科技主管部门分别就推动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建设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建设加速推进。 古巴驻华大使馆强调：“这将使古巴加入新举措，促进双方产业和研究的长期合作，重点是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农业发展。” 报道还说，中拉科技创新论坛是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建立的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机制。

2022年度法国农业科技奖近期揭晓，22家农食领域初创公司获奖。获奖项目主要涉及绿色健康食品、可持续农业系统和生态转型设备、未来农场等，为法国农业生态转型提供了新的创意和思路，也有利于增强农民对生态农业的认识，引导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 　　来自布列塔尼的一家获奖公司打造的“鱼菜共生”咸水复合养殖模式，受到关注。这一模式将水产养殖和市场园艺相结合，使在同一系统内生产鱼虾和新鲜蔬菜成为可能，同时减少90%用水量，不用施加肥料，是可持续循环型零排放的低碳生产模式。 　　目前，法国有超过5.3万个农场从事生态农业生产。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法国生态农业种植面积翻了一番，2020年有机农产品销售额达到132亿欧元。“法国策略”网站文章表示，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法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发展生态农业可在减少农业碳足迹、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土壤肥力、防治空气和水污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法国生态农业发展有力推动了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快速扩大。 　　法国已将推广和发展生态农业写入法律，并设立了生态农业未来发展基金、生态农业专项补贴等专项配套资金。政府还提供额外补贴和收入损失补偿，增加农民促进农业生产转型的动力。近两年，法国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例如，农户促进生态农业转型期间的税收抵免额度从以往的2500欧元增至3000欧元；农业部门还专门设置500万欧元专项资金，用于在生态农业农场遭受污染时对农民进行补偿；疫情防控期间，政府还从经济复苏计划拨出12亿欧元用于加快生态农业发展等。 　　法国西南部的热尔省是著名的向日葵和大豆产地。近年来，为发展生态农业，热尔省每年都会投入资金为农民改变生产方式、从事更科学的生态种植提供支持。该省自2006年以来一直向农林业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农林复合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同时将不同品种联合种植，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如今，热尔省已是法国有机农业种植面积最大、有机农产品数量最多的省份，也是法国生态农业的领先省份。 　　法国十分重视生态农业领域的研究与创新，不断加强对相关部门人员的培训。热尔省专门成立“生态转型中心”，围绕生态农业、能源转型等未来经济发展方向设立培训班、交流平台和资讯空间。法国还在农户和农场主中进行农业生态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传授新的农业和畜牧业技术。 　　2022年法国生态农业种植面积仅占可用耕地面积的9.5%，距法国政府设立的15%的目标仍有差距。法国生态农业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现代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农业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严重，技术普及利用率低等。

近年来，高温、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气候变化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挑战。如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课题。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气候智慧型农业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一种既能保持农业生产能力，又能实现固碳减排和缓解气候变化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当前，一些国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生产方式转型，大力发展生物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在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 意大利—— 运用新兴技术优化农业管理 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一家种植园内，茂密的石榴树和葡萄藤上挂着不少数字传感器。意大利巴里大学树木栽培和水果栽培学教授朱塞佩·费拉拉说：“这些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土壤、气候和植物，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大量数据。传感器可以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和可充电电池自行供电，维护成本也比较低。”据介绍，管理人员会根据传感器提供的数据分析进行适时适量灌溉，当参数超过阈值时，设备会发出警报进行提示。与传统灌溉方法相比，传感器监测下的农田灌溉水量大幅减少。 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农业国，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2020年意全国农业产值达到569亿欧元。有统计显示，农业领域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意大利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7%，是意大利第三大排放源产业。近年来，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发，意大利农业也受到不小冲击。 为促进农业更好发展，意大利政府大力推广气候智慧型农业，运用物联网、农业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技术优化土地管理和监测，并提供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近年来，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通过农村发展计划投资了66个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当地一家果园在博洛尼亚大学专家的帮助下，不断优化灌溉技术。经过两年实验，新的灌溉方式可以更好地调控树冠温度，水果也实现了增产。 一些意大利企业也积极改进技术，推出新产品。大型农机企业赛迈道依茨·法尔集团的新型拖拉机能接入其自主研发的数据平台，可以分析归纳所存储的车辆和田间数据，以提高产出、减少排放。这一项目被纳入欧盟创新项目“地平线2020”，获得了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的资金支持。 米兰理工大学和意大利布雷西亚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目前60%的意大利农民正在采用农业新技术解决方案。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数字农业专家”项目重点培训农民使用无人机、物联网设备等。当地农民学员达维德·基佐尼表示，接受培训后，他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产品。 以色列—— 着力加大农业科研投入转化 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逾六成为沙漠和旱地，年均降水较少。面对不利条件，以色列加强科技创新与投入，大量种植耗水少、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在蔬果的种植和生产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以色列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对番茄进行改造，不但产量大增，而且口味好、耐储存，现已开发50多个品种，“樱桃番茄”等品种受到全球不少食客的青睐。以色列的番茄产业，在栽培、灌溉、施肥、采摘、储藏等各个环节上都有大量的科技元素。例如，种植番茄的温室严格做到精确控温、控水、控湿和控通风等。这些技术使番茄的产量倍增，每公顷单季产量可达300吨，是露天种植产量的4倍。 去年10月，以色列推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其一大特点是科技因素突出，着力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推广，鼓励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以色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数据显示，该国目前约17%的农业预算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仅2021年就投入了约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农业数字化研究，投入约3500万美元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农业用水约占以色列总用水量的50%以上。近年来，以色列大力推广节水农业。全国有100多家公司生产研发智能灌溉工具。农户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及时监控某一特定时间段某一小块土地上的精确需水量，还可以获取农作物吸收氮、磷、钾等元素的情况。希伯来大学农业、食品与环境学院教授纳赫姆·莫什林表示，数字化手段不仅可以让灌溉过程节约用水，还可以防止水质污染。“浇水与施肥相辅相成，精准灌溉在节水的同时也节约了肥料，减少过度施肥对土壤造成的破坏。”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不足、耕地减少等情况愈加严重。要解决食品供应问题，就必须依靠科技。”希伯来大学教授阿利扎·弗莱舍表示，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强有力支撑。 智利—— 制定推广“可持续发展”认证体系 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昼夜温差，安第斯山积雪融化形成的天然水源……这些自然条件优势，让智利中部地区成为葡萄酒的主要生产地。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连续10多年的高温和干旱对当地葡萄酒产业产生了直接影响。智利大学教授桑蒂巴内斯表示，葡萄树对湿度、温度等很敏感，升高的气温可能导致葡萄过快成熟，也会加速害虫的繁殖，最终影响葡萄酒的产量和质量。 为推动葡萄酒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智利政府2011年出台专门条例，鼓励葡萄酒企业“负责任地生产”，以保护环境和促进社区发展。智利大学研究团队与葡萄酒企业代表共同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标准，评估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经营状况、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表现，并据此发放认证标识。认证每两年开展一次，实施动态评估和退出机制。目前，76家葡萄酒企业已获得可持续发展认证，其产品占智利瓶装葡萄酒出口约80%的份额。 智利不少葡萄酒企业加大了环保技术研发投入。据维尼亚·孔查—托罗公司可持续发展经理利拉介绍，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采用滴灌等新技术。目前，公司全部葡萄园都使用逐滴输送系统进行灌溉。公司3年前还推出试点计划，与微气象站合作，使用数字平台监测葡萄园损失水量信息，与3年前相比节水近18%。未来，公司计划在种植、酿造、包装和运输等整个生产链节约更多的水。利拉说：“这是一项值得投入的长期战略。” 智利葡萄酒协会主席蒙特斯表示，可持续发展应成为智利所有葡萄酒生产商关注的重点，也是智利葡萄酒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智利的葡萄酒企业需要共同遵守和推广“可持续发展”认证体系。

干旱导致的番茄产量下降正在美国酝酿一场“蕃茄酱危机”；随着欧洲多国土豆大幅减产，作为比利时国民美食的炸薯条价格或迎来今年以来第三轮上涨；欧盟委员会日前大幅下调玉米产量预期，为连续第二个月下调…… 在极端热浪持续席卷之下，欧美农业正遭遇重创。 欧美多种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 近期，由于持续高温干旱，欧美地区多种农产品产量面临大幅下滑。 在占全球番茄加工产量四分之一的美国加州，缺水正导致番茄产量严重下滑，并推动美国番茄酱价格大幅上涨。根据市场研究公司IRL的数据，从7月10日之后四周的均价来看，蘸薯条用的番茄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3%，墨西哥菜系中常用的萨尔萨酱上涨13%，番茄膏价格上涨16%，番茄沙司价格上涨17%。 据美国农业部数据，过去六年，加州番茄产量一直低于2015年所生产的1440万吨的近期产量高峰，而2022年可能将延续下滑的趋势。同时，市场需求在继续上升。加州在2022年的番茄加工产品订单量为1220万吨，与去年相比需求增长10%；受通胀预期和劳动力上涨、燃料以及化肥成本急剧上升等原因，今年订单价格已从上一年订单价格的每吨84.5美元上涨到了每吨105美元，涨幅为24%。 在欧洲，多国土豆大幅减产，接下来土豆价格走高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炸薯条的成本。就在本周，欧盟农业监测部门将土豆月度产量预测下调了2.5%。法国土豆种植者协会26日表示，预计法国今年的土豆产量将比过去20年的平均产量减少约20%，减产约1500万吨。同一天，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发布报告称，今年德国土豆收成的前景也“急剧恶化”。 受减产预期影响，作为比利时国民美食的炸薯条价格持续上涨。据央视新闻，比利时全国薯条制造商联盟主席伯纳德·勒费弗近日表示，“2022年，我们已经有了一到两轮涨价，预计可能还会有第三轮涨价”。 此外，欧盟委员会25日将今年欧盟的玉米产量预期从一个月前的6580万吨下调至5930万吨，下调幅度接近10%，这是欧盟委员会连续第二个月下调玉米产量预期。除了玉米外，欧盟大豆和葵花籽的产量预计也将分别减少15%和12%。 热浪和干旱将持续席卷欧美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场百年难遇的热浪和干旱将持续席卷欧美。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3日发布报告说，欧洲正在经历可能是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且尚未看到干旱缓解的迹象。 报告说，欧洲47%的地区处于干旱预警状态，即面临干旱风险；17%地区处于干旱警报状态，即已陷入干旱。相比7月份，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了3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联合研究中心专家认为目前欧洲的干旱可能是至少500年来最严重的。 新华社援引美国农会联合会最新调查结果称，将近四分之三的美国农民认为今年的干旱正在影响收成，他们的收入将显著降低。37%的农民说，他们正在割掉那些因干旱不会成熟的作物。而去年此时，这一比例为24%。 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为76.4华氏度（约合24.7摄氏度），是美国有气象记录128年来第三热的7月。除蒙大拿州外，美国西部其余州7月气温都排得进历史前十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