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览中，刘松的作品《远方的呼唤》以空间压缩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使其呈现出独特的薄片化造型。这种将圆雕加以浮雕化的处理方式是对于雕塑语言的一种新尝试，也是对作者艺术风格的一种新探索；任艳明的《冼星海》则采用了“人”的构图形式，“人”的撇捺两笔呈支架状态，结构十分稳定，以这种结构象征顶天立地的革命意志。雕塑的整体处理手法借鉴了滔滔黄河水的雄壮形态，将衣纹处理得极具翻腾滚动之势，以此表现冼星海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的雕塑艺术家们逐渐从现实主义与写实的传统中走出来，拓展了雕塑艺术观念的多元化与材料运用的多样化，特别注重开展对雕塑艺术本体的研究和形式的创造。他们从雕塑家的角度积极参与到与当下语境的对话之中，并做出非常有特点、有价值的回应。

参展雕塑家李一夫希望强调内在的精神力量，在雕与塑的锤炼间消解手法技巧对情感表达的障碍，直达观者内心。吴为山认为，青年一代的雕塑家多以多元的形式语言与观念创新在变换的展示空间中为雕塑本身建构多重的阐释维度，拓展雕塑艺术本体的内涵。“青年雕塑家从精英主义的意识中出走，强调与大众交流的更多可能性，并借助大众文化资源展现更具温度的艺术现实。他们对于过去的具象、抽象争论不再纠结，而是更加重视如何有效地运用贴切、明确的融于生命个性的形式与方式来传达观念，表现情感。”他说。

青年雕塑家放眼世界，就能发现上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波普艺术、极简艺术、物派艺术、贫穷艺术的浪潮，“雕塑”这个概念在西方正在逐渐消解，慢慢转换为“装置艺术”和“空间艺术”等概念。中国美术馆副研究员魏祥奇对安东尼·格姆雷、安尼施·卡普尔和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创作“情有独钟”，“你能感觉到他们和雕塑在语言上有很多相通性，我们在看作品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具体的限制，而能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宗教般的精神性体验。”

魏祥奇认为，当代雕塑家在创作时，能否创造一种新的雕塑语言，并将之与精神内在话语进行对接转化，是重要的问题，“比如比尔·奥维拉的影像艺术，《受难》《殉道者》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古典艺术的重新解构——他采用慢镜头、高精度录像，但是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雕塑语言的状态，因为这种慢镜头慢到一定程度以后，会让人感觉到凝滞的状态。在这个过程里有时间概念，奥维拉自己也说他在‘雕塑时间’”。而在中国美术馆副研究员柳淳风看来，当代雕塑的语言挑战，更在于“如何打造场域”——如何在场域范围内给观者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

评论家给当代雕塑家提出了很多难题，让参展雕塑家余晨星有感而发：“作为人类古老的艺术形式，雕塑很难，而且越来越难，唯有知其难而为之，方能领略它的魅力。”相较之下，参展雕塑家黄炳谊的表述更为直白有力：“不需要旁白的雕塑才是好雕塑。”